上世纪初，美国大萧条催生出“垮掉的一代”，让杰克·凯鲁亚克一跃成为时髦人物。现时，世界再度经济危机，凯氏幽灵又在西方游荡。形势表明，凯鲁亚克并没有“垮掉”，他的鼎革之作《在路上》迄今仍有不少顶礼膜拜者，今年西班牙著名导演瓦尔特·萨尔又到纽约等20多座城市取景，将其搬上银幕，在戛纳电影节上获8项提名，巴黎各大影院放映，顿时炒得沸沸扬扬。影片里，凯鲁亚克和嚎叫诗人金斯伯格等“垮掉的一代”偶像依旧“在路上”游逛，放浪形骸，搅扰痴迷不悟者仍在做的“美国梦”。在纽约大肆宣传凯鲁亚克的生涯之后，法国“信札手稿博物馆”从5月16日起首次展出他在1951年用打字机敲出、长达36米的《在路上》初稿，招揽观众，继续传播他是个“文坛怪才”的神话。巴黎伽里玛尔出版社急忙赶潮，发行凯鲁亚克早期同另一“垮掉派”巨头威廉·巴勒斯合写的小说《河马煮在水塘中》和一部剧本《垮掉一代》的法译本。法国旅行社“世界旅客”看中商机，推出“荒原与城市，在凯鲁亚克的路上”赴美旅行项目，组织游客从巴黎出发，重走当年“垮掉一代”漂泊的美国66号公路，从东部横穿芝加哥、洛杉矶等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曾逍遥过的城市，沿途追忆“垮掉一代”的岁月。

　　1969年10月21日，“垮掉的一代”酷派偶像杰克·凯鲁亚克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一座木屋里因酗酒吸毒患静脉炎，孤独死去，残灯熄灭，勘破“美国梦”的“玫瑰露革命”(西方社会学的一种说法，意为软性的、消极的非暴力反抗，为“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凯鲁亚克与“嚎叫诗人”金斯伯格和《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巴勒斯被公认为美国起始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垮掉一代”文学的三位一体。他们混迹于纽约时代广场沦落的吸毒者中，迷醉于哈莱姆的爵士乐，消极抗拒二战后官方倡导的正统“美国生活方式”。1948年，在被作家霍尔姆斯问及他们那个群落有何特征时，凯鲁亚克首先使用了“Beat generation”一语(通译“垮掉的一代”)，但他反常地赋予此词“怡然自得”的含义，并非纯粹的“衰颓”，和“潦倒”，更无自贬企图。相反，他厌倦尘世，希求聆听上帝的福音。顺便提及，“Beat generation”与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描绘的“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相呼应，似乎也跟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反主流文化的“崩溃”思潮一脉相承。

　　欧美将凯鲁亚克视为所谓“垮掉一代”之始作俑者兼嬉皮士运动的先驱，并不甚符合其人的实际，而缘于一定程度的误读乃至曲解。凯鲁亚克自己曾经声明：“我是个艺术家、讲故事者，承继法国优秀传统的作家，而非百万流氓的代言人。”他甚至蔑视奉其为“教父”的真正“垮掉一代”，说他们是“‘百事可乐一代’，扭曲的文盲，昏头昏脑、沦丧为畜类的大学生”。据此，法国文论家波林·塞萨里肯定他对那些胡作非为的放浪青年毫无好感，据实断言：“凯鲁亚克的作品绝非为披长发、两足无头精神错乱者们的呼唤，让他们在大地上群居，在乌德斯多克，或威特岛的污泥里花天酒地。”用凯鲁亚克自己的话说，垮掉派在1960年初就已经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

　　在垮掉派“三位一体”内部，凯鲁亚克不赞成“新先锋派”的追求时髦，指责他的挚友兼“同志”金斯伯格“一味对公众‘嚎叫’是哗众取宠，有违‘怡然自得’的初衷”，进而称金斯伯格为“一个伪预言家”，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至于金斯伯格，他在1994年对前来采访的法国记者让-弗朗索瓦·杜瓦尔声言：“垮掉运动并不存在，只不过是媒体迷幻的错觉”。可见，他也并不愿跟“垮掉的一代”沾边，单枪匹马地“嚎叫”到1997年4月5日才偃旗息鼓，寿终正寝。事实上，正如波林·塞萨里指出的，将凯鲁亚克树为“垮掉派君王”完全是媒体为取得“轰动效应”，休闲工业为赚钱而人为制造的虚拟之象，与他生前的夙愿相悖。大众传媒将他的名声变为一个商标，用以推销牛仔裤，鼓吹现代时尚。1995年，美国高级时装店里摆出带有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肖像的黄褐色长裤;意大利创“杰克·凯鲁亚克”高端服装系列品牌，争购者趋之若鹜。凯鲁亚克生时在“救世军”的店里买几美元的廉价服装，衣裳也都穿到得用绳子系紧的程度，若见自己成为奢侈商品的代言人，不知会有何感想。新近，从他旧箱子里翻腾出来的一柄破伞也于竞拍时被好莱坞当红男星约翰尼·德普掏15000美元购买。纽约公共图书馆出资买下他其余档案收存。与此同时，欧美各家出版社将他的畅销书《在路上》《达摩浪人》《孤独行者》《苍凉天使》当成淘金富矿，一版再版，前些年又由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出版社编辑了他的早期日记，题为《风吹的世界》，将逝者的幽魂刮遍美欧新旧大陆。

　　凯鲁亚克的作品多为自传体，或周围“垮掉的一代”的生活纪实。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读到他的《达摩浪人》，是法国女作家苏珊娜·贝尔纳因信奉超现实主义无意识“自动写作”而特别推荐的。这本书记述作者跟崇仰东方哲学的“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等浪迹广袤的原野，攀登内华达山脉海拔4000米的麦特赫恩峰的经历。凯鲁亚克于1955年同加里·斯奈德相遇。与激烈型的金斯伯格迥异，斯奈德属于“冷派”，静心体悟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修身养性，竭力从西方唯物的功利主义羁绊中解脱，为凯鲁亚克展现了另一种天然的精神境界，受其影响，三年后凯鲁亚克将之付诸笔端，在小说里给加里·斯奈德起名“杰菲·瑞德”。我初次翻读这类信手写来、一点儿也不讲究故事结构严密性的文字，觉得纯系一部“流水账”，闲扯杂谈，无甚文学性;且人物个个我行我素，放荡不羁，乃至聚众吸食大麻，男女乱交，全无廉耻，让人极不适应这种异域“垮掉”的生活氛围。如此这般抵抗既立秩序的“反文化”，实在不足取。

　　1957年3月，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在路上》出版，使作者在整个欧美世界声名鹊起，作品被奉为“灯塔小说”、“被遗弃一代的救亡福音书”、垮掉一代的“奥德修纪”，为尔后的嬉皮士运动开启了前奔的途径，推动了更广泛的波普文化。

　　《在路上》的叙述者萨尔就是凯鲁亚克本人;同路的狄安·莫里亚蒂为作者于1946年认识的尼尔·卡萨迪，一个反社会的混混;还有布尔·李，即遭警方追捕的威廉·巴勒斯和卡罗·马克斯，即金斯伯格。后二者跟凯鲁亚克组成垮掉派“三驾马车”。故事叙述一伙垮掉派流浪者从纽约向美国西部漫游，经芝加哥、新奥尔良和丹佛、旧金山，辗转到达墨西哥境内。在洛杉矶中途乘车时，萨尔爱上了已婚的墨西哥女子特雷·弗朗格，又在到奥克兰时发现迪安的妻子玛丽露是个职业娼女。最后，萨尔和迪安在墨西哥城的窑子里花光了身上带的钱，只得返回美国。小说结束时，萨尔回首跟迪安“在路上”的友情，感伤不已。

　　维系垮掉派的重要纽带之一是颓废的友情，不讲什么伦理道德。小说里的迪安是生活中的卡萨迪，他的一个妻子卡洛琳同时也是凯鲁亚克的情妇，一对对沿途搭车流浪的欢喜冤家露宿野合，杯水性征使然，无所怨尤，只求无拘无束。不可或缺的倒是大麻和迷幻剂，伴以爵士乐和摇摆舞，以狂热的节奏填充驱之难去的虚空。

　　媒体制造了《在路上》是凯鲁亚克靠“只喝咖啡和豌豆粥，用三周时间一挥而就、其间汗水湿透脊背，连换一打T恤衫”的神话。其实，这是作者花了整整7年炮制出的长达12.5万字的垮掉派“宣言”和经典“生活指南”。他曾于1950年8月写出一部《上路》手稿，到1951年4月据之在打字机上急速敲出了《在路上》英文初稿，1953年和1956年两次大幅修改，但当年11月遭“威金出版社”拒绝。1955年，他同意按上述出版社顾问马尔科姆·考莱的意见再度改动全书，删去了过于赤裸的性描述，小说于1957年9月面世，结果遭到极有影响的新浪潮派作家卡波特当头棒喝，斥为“打字敲击拙术”之作。后来到2007年，人们突然发现凯鲁亚克死后遗留下来的多部作品手稿，其中就有他1951年1月用自己的母语法文写的《在路上》，比英文初稿早数月，从而彻底破除了小说即兴自动写作、三周内成书的神话。

　　无论如何，《在路上》真实描述了“二战”后美国青年普遍的思想空虚和精神异化，不失为一部极具价值的外反内省作品。从文学上衡量，作者在时空、运动、回忆及文字的音乐节奏方面显示特色，起到了波德莱尔《恶之华》的效果。2001年，该书英文打字手稿竞拍，被美国足球大款吉米·伊尔塞以246万美元高价买下，交由学者詹姆斯·凯瑞珍藏。小说的边缘社会影响似超乎一般人想象。

　　在凯鲁亚克呼唤其同代人“上路”的感召下，无数美国青少年过起“垮掉一代”的生活。他们愤世嫉俗脱离清教徒正统，一个个披发赤足，衣衫破烂，满身污垢，形貌怪诞地“在路上”流浪，或挤在肮脏不堪的陋室里吸毒、狂饮、滥交，逐渐演变为嬉皮士群落，扩展成欧美世界处处可见的异常生活现象。

　　要厘清凯鲁亚克与西方现代颓废派的关系，不是线型思维所能解决的。但是不可否认，他本人浓厚的“垮掉”意识，被其堕落的生活经历所证实。他在小说艺术上主张的“自发写作”和“自我表现”，大概也缘于此。凯鲁亚克一生都是个“沦落人”，生于工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被判精神分裂退伍，战后当过铁路搬运工，接触社会底层，厌恶既立道德。结过三次婚，前两次都是几个月就离异，还为逃避付女儿的扶养费逃到墨西哥，跟一帮垮掉派鬼混，亦曾涉嫌为朋友卡尔杀人提供庇护入狱。他想成为“大作家”，阅读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惠特曼、拉伯雷、维雍、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兰波、普鲁斯特、塞利纳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科克托的《鸦片》，自己数年笔耕不辍，彻夜跟金斯伯格一同探讨文学创作之路，陆续写出《市镇与大都会》《戈迪的幻想》《萨克斯医生》《玛吉·卡萨迪》《杰拉德的幻想》《大瑟尔》《萨托里在巴黎》，发表诗集《旧金山布鲁斯》等等，跟金斯伯格和巴勒斯共同一砖一瓦垒筑起“垮掉一代”的文坛。尽管一些严肃文论家将他的作品贬抑为消费“垃圾”，但他离经叛道的赤裸“社会实录”，尤其是对现代人异化的社会现象的揭示应该载入西方思想发展史册。凯鲁亚克自称是一个神奇、狂热而又孤独的“天主徒”。他在1957年声言：“教会为这个世界最后的圣殿，从最先到最后。这是可触摸到的天主建筑，让我最终对之不可漠视。”这一内心独白，让听者觉得此君在迷茫之中还是渴望另一种世界结构，或许正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或傅立叶的“法朗吉”(傅立叶设想的一种“和谐制度”)，而他为此乞灵于上帝。可是，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在小说《牛虻》里借蒙泰里尼神父之口断定“上帝是不存在的”，而尼采则宣布“上帝死了!”

　　笔者伫立在巴黎“信札手稿博物馆”展览的《在路上》手稿长卷前，见它像一条迷茫荒凉的曲径，不禁默想：眼下无人能拯救这个西方欲望一统天下的世界。